《金榜題名之後 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 鄭雅君
對於那些衝破無數壁壘、最終贏在高考的寒門學子而言，考上重點大學雖可說是一個眾望所歸的勝利，卻更是另一輪激烈角逐的開始。並且，由於這一輪角逐的規則更隱蔽，寒門學子的取勝難度更大，也可能經受更深刻的痛苦。在當今的知識經濟時代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社會背景下，一紙名校錄取通知書並不能確保將學生帶入向上流動的光明前景，而僅僅是一張聲稱「獲勝者通往此地」的遊戲入場券。要在大學場域裡的這場遊戲中獲勝，即在畢業前夕可以順利獲得高級職業的入職邀請，或是著名研究所的深造錄取，學生需要掌握一整套特殊的技藝——一套關於「合理」看待與安排大學生活的實踐圖式。更重要的是，這套技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優勢的家庭經濟文化背景所賦予的。低微家庭背景出身的學生，即便考入名校，享有學校提供的豐厚資源，或許也勤奮努力、執著追求，卻很可能因為沒有以某種有效的方式組織自己的大學生活，而難以將所取得的名校文憑兌換成更高的職業地位。換句話說，在獲得理想出路方面，「上大學」如今已經不再是一個無差別的傳送帶，而是高等教育階段的又一重隱秘的篩選過程，一種與家庭所賦予的文化資本緊密相連的、難以在課堂上學到的技藝。
儘管本書試圖說明「目標掌控模式」能夠製造更多的畢業出路優勢，本書卻無意於褒揚或倡導「目標掌控模式」，也無意對運用任何一種模式的學生表示評判，更不是為了表達對現狀的悲觀無力感。本書所要做到的是一種盡可能去理解現實為何1如此發生的經驗現象探究，是一種以促進教育成果共享和社會公平為立足點的社會學努力。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世界的苦難》扉頁上提到的那句著名的格言：「勿惋惜，勿嘲笑，勿憎惡，唯求理解」。對寒門學子在名校當中的現實處境達成理解而非診斷或批評，是寫作本書的出發點。我試圖揭示的，無非是不同階層所擁有的天差地別的客觀條件，銘刻進了階層成員各自的身體，化作了他們日用而不知的「上大學」的獨特實踐。對於模式的使用者而言，兩種模式各有其合理性，而其作用機制和後果卻值得仔細思索。
新制度主義社會學家邁耶（John Meyer）認為，高等教育機構之於現代世俗社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幫助個體完成社會化、能力培訓和地位分配，更是全社會秩序和規範的合法性來源，在現代國家建設中代表著進步、理性、公正、知識等具有道德神聖性的概念。享有聲譽的名牌大學，作為高等教育質量和聲望的代表，在當代已經成為全體社會成員追求公義和訴諸盼望之所。正如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在《被選中的》一書中所言：「耶魯怎樣招生，其意義不僅僅關乎耶魯本身。因為大眾對其錄取過程公平性的認識將反映整個教育系統的公正性——而這事關這一系統的合法性」。由此觀之，如何幫助走入名校的寒門學子在大學中獲得滿意的發展，也不僅僅關乎這些少數的「幸運兒」自身，更是關乎每一個家庭對於教育系統的信任和指望。我決定走一條少數人走的路，繞開那些從宏觀的制度變遷和社會結構層面所做的宏大解釋，轉而從行動者與能動性的層面入手，去理解家庭背景造成的出路分化是如何在大學生組織日常生活的種種細節中形成的。畢竟，對普羅大眾來說，倘若想試圖做些什麼來緩和社會不平等或者是少受其害，終究更需要靠自身的點滴行動。
本研究聚焦於一流大學，基於兩種考慮：第一，其研究必要性最為迫切。這類大學是一個社會所能提供的最高水準的高等教育，其招生的高度選擇性已經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學生在天賦和才能上的差異。一流大學的學生作為最高強度篩選下的「倖存者」，畢業出路尚且受到社會出身的牽制，遑論更低層次的大學。第二，其所面臨的價值和意義衝突最為尖銳，身在其中的寒門學子可能尤其迷茫。出於自身的精英屬性，一流大學必將堅守其傳統的精英教育價值，試圖激勵學生不滿足於個人功利、去追求崇高理想；而另一方面卻必須面臨社會對憑借其文憑實現物質成功的期待。在人人豔羨的名校校園裡探索著自身可能性的青年才俊們，似乎有了選擇明天的權力，卻又似乎牢牢地被社會出身維繫著；似乎想要繼承父輩們的物質追求，卻常常可能在五花八門的價值話語之間迷失方向……某種意義上，精英大學猶如一個天然的實驗室，為探討結構與能動性、文化與行動等宏大理論問題提供了一個中觀的觀察環境，而去理解身處其中的學生們，正是接近這些議題的一把鑰匙。
本書試圖說明，低階層大學生更常用的「直覺依賴模式」，實際上與當前精英大學對學生文化技能的隱性要求不相符合，這使得他們常常在渾然不覺之中錯失利用名校資源為職業前景做準備的良機。用一個比喻來說，如果將上大學比作一個「迷宮尋寶」的遊戲，則運用「目標掌控模式」的大學生就好比是手持迷宮地圖，事先已經做好路線規劃的一類參賽者，而「直覺依賴模式」下的大學生則從未見過迷宮的1地圖，對其中隱含的規則也不甚了了，更談不上提前規劃路線，因而更可能在裡面繞彎子。書中也指出，對「直覺依賴模式」的運用並非一成不變。在一定的條件下，有可能在上大學的過程中發生向「目標掌控模式」的轉換。但因為兩類學生在道德感上的抵牾總使得雙方的拒斥多餘融合，而大學也並未為低階層學生有意提供那些重要的文化技能，因而總體來說寒門學子完全突破文化障礙的機會仍然比較小。
布迪厄的文化資本（culture capital）理論認為繼承自家庭的文化資本（如語言能力、審美偏好、文化意識、知識等）可以理解學生在學校的成功。不同階層持有的文化資本是不均衡的，而教育系統則不僅不如它看上去那般中立，更是實施與優勢階層具有某種「親緣關係」的文化專斷，從而以隱蔽的方式合法化了再生產的秩序。布迪厄曾對此進行過確切的論述：「學校教育系統秘而不宣地要求每個學生擁有學校並不曾給予的東西，這包括語言能力、文化感知力和對主導文化的熟稔，而這種東西只有統治階級在家庭教育中傳授主導文化時才能獲得」。身處大學這一專屬優勢階層的文化專斷環境，弱勢學生仍然難以擺脫社會出身對他們的影響——「因花費昂貴而無法進入某些職業的認識，在學業出路的信息方面的不平等，把某些職業、學業上的選擇和某一階層聯繫起來的文化模式」，將使得他們會因為難以適應學校中佔主導地位的模式、規則和價值觀而感到「很不自在」（out of place），從而在諸多方面遜色於優勢階層的子女。即便他們努力改變自己融入大學的文化環境，圈子的斷裂和人際衝突也容易使他們陷入痛苦。
澤斌坦言自己的好成績主要是得益於考前突擊和有技巧地選課。在他看來，上大學最重要的不是好好學習專業知識，而是「三觀建設」，也就是要認清自己的目標，知道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課內怎麼做這個題，怎麼弄這個電路，這種專業知識對於你個人的那種三觀建設基本上沒有什麼幫助。其實大學層面對個人生涯規劃方面的教育也是止步不前，大學所教的極少涉及學生的職業發展。……完全倚靠學校來決定自己的前途顯然是『作死』的行為。」他知道自己這條路為什麼能夠走得通，也深信這樣選擇是「對自己負責」。「我一直堅信就是所有東西都是『我想』最重要——我想往哪邊發展。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個目標靠近。漫無目的地生活其實是一件沒有效率的事情。」
在他所在的工科院系，課業負擔很重，其實大家花費在學習上的時間都很多。但通過觀察那些「目標明確的同學」，他發現雖然大家看上去同樣是在忙著學習，但實際上自己和他們有很大不同：
「不一樣的，他們是在認清了整個現實之後依舊選擇好好學習，而我可能是剛開始不知道做什麼就去學習了。雖然中間看上去和別人幹的事情都一樣，但是人家的策略和動機都不一樣。而且他們知道其他的事情是什麼樣子，所以會比較專心不會受到其他環境的干擾。像我，就天天看看這兒看看那兒，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布迪厄在《繼承人》一書中說：「處於最不利地位的階級……對於實現命運的途徑過於不覺悟，從而促進了自己命運的實現」。頂尖的大學雖然可以通過合法化學習資格來授予所有學生改變命運的機會，但實際上，他們當中最需要靠教育改變命運的學生，並不真的知道該在大學裡如何做才能改變命運。
目標掌控模式的核心特徵在於：了解大學及勞動者市場中的制度和非制度性的規則，因而能有意識地樹立生涯目標，並且知道如何通過管理自身的行動來趨近目標。目標掌控者有條不紊地組織大學生活，通過掌控自己的生涯目標來分配自己的時間和精力，所以他們在大學中的經歷和成果往往可以高效地轉化成他們下一步生涯目標的資本。
直覺依賴模式的核心特徵是，在陌生的大學場域中難以自我定位，從而無意識地陷入無目標狀態，主要倚靠直覺和舊有習慣來組織大學生活。直覺依賴模式主要是由於階級原有習性不匹配新的精英大學場域而引起的，即布迪厄所謂的「習性滯後」（habitus hysteresis）。「習性滯後恐怕是機遇和在抓住機遇所需的傾向之間存在差距的根據之一；該差距致使機遇被錯過」——在《實踐感》一書中，布迪厄一針見血地闡明了直覺依賴者總有抓不住機遇的原因。直覺依賴者並非沒有樹立目標的能力，只是因為升學流動帶來了場域的劇烈轉換，從而引發其內在自我及文化常識的震動，陷入一種不清楚自己是誰、將要成為誰的模糊的位置感。此外，他們的父母大部分沒上過大學，所以他們對適應精英大學缺乏必要的文化性知識，譬如學生社團是如何組建的，團委和學生會在大學裡扮演著什麼角色，教授青睞什麼樣的學生等等。自我認同和必要認識的缺乏使得目標感無從建立。因而，他們對大學生活的安排常常缺乏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策略上的技巧性，難以為日後的出路選擇積累優勢。缺乏包含多樣策略的文化工具使得他們往往奉行單一的行動風格——勤懇而單純，對任何事情都一樣認真。也正是這種老實持重的風格使他們難以意識到儘早樹立目標的重要性，也更難樹立起一個對自身有意義的目標。
目標掌控者認為，認為大學生理應有自己的目標，並且相信在規則允許的限度內使用策略去達成目標無可厚非，無目標地組織生活和學習是一種對自己的「不負責任」；而直覺依賴者卻往往將圍繞生涯目標組織大學生活視為「功利心強」「動機不純粹」，並且對使用討巧的策略去達成目標有種道德上的拒斥感。
在他的觀念裡，獨立思考的批判性精神和全面發展的綜合能力——也通常正是那些著名高中的人才培養目標——比識記能力要重要得多。
類似於這樣的態度是家境優越的被訪者們的一個共同特徵。來自東部大城市、家境優渥的被訪者通常就讀於質量優異也相對輕鬆的高中，這讓他們更有閒暇去反思自身的處境，發展自己的自主性。並且，華東大都市頂尖高中的豐富資源，使得他們在高中就興趣廣泛，並且形成了與大學類似的學習和生活方式。
他們通常不會對成績太過焦慮，也不會對頂尖成績抱有執念。他們最常見的心態是——「只要在那個區間就可以了」。他們描述高中生活時的輕鬆神情常常令我驚訝，或者說，身為在頂尖高中裡「傲視群雄」的優等生，他們得讓自己至少看起來遊刃有餘。他們中的不少人向我淡定地表示，他們在高中其實沒有費多大工夫。他們常以一種極其稀鬆平常的語氣向我講述他們當年取得的輝煌成績，並表示自己其實並沒有把這些太當回事。
在鼓勵獨立思考、廣泛涉獵的高中環境裡，學生們自然而然地意識到學習成績好只是優秀的基本條件。從他們講述自己高中生活風格的語氣和他們想強調的重點中我理解到，在他們的常識中，一個出色的學生本就應該特長明顯，有自己的喜好，思維活躍而有主見，又在學業上遊刃有餘。換句話說，要在鼓勵素質教育和個性發展的中學裡成為佼佼者，成績優異只算達標，而富有自主性的思想和有趣的個性才是加分項。這種超越庸眾的思路，恰恰能夠幫助學生更早認識到「自我」和「個性」的存在，調動起他們對愛好、目標、傾向的自主掌控，在大學前就對「目標掌控模式」習以為常。
相對而言，農村學生和中西部學生接受的基礎教育則往往不允許他們考慮所謂的「個性」。他們中絕大多數人的高中生活都極其辛苦，需要學生付出幾乎全部的時間和心思專注於學業。許多人憑借出眾的成績跳過了縣中，直接升入了全市乃至全省最好的高中，但這常常需要闔家鼎力支持，學生所承擔的壓力是外人難以想像的。因而，一個「懂事」的寒門學子必須十分專注於學業，才能取得好成績回報父母，或是為辛勞的父母「爭口氣」。學業成績的意義已經超出了學業本身，更是為自己和家人換得尊重和指望的籌碼。
在緊張繁忙的高中生活之外，中西部地區家境平平的學生很少有機會考慮學習以外的其他問題，對成績的重視深嵌進了他們的常識，也就無需發起質疑和追問。換句話說，在中學筆直而單一的賽道裡面，成績優異很大程度上成了學習的目的本身，也是證明他們能力和價值的一種成就。在無數個日夜的勤學苦練中，盡力提高成績已經被深刻內化為他們的習慣。然而升入大學以後，面對這個賽道複雜多樣的「迷宮」，原本得心應手的參賽策略和知識就不夠用了，很多人甚至沒有很快意識到這一點。這些身處迷宮而不自知的人，只能循著自己的直覺和過往的習慣慢慢探索。
優勢階層的父母插手少，可謂是一種「無為而治」 不過，儘管他們不會直接發表機會，卻會為孩子提供足夠的信息和資源，支持孩子做出明智的決定。多數家境優越的被訪者表示，雖然父母是技術精英或管理人員，卻很少鞭策他們的學習或直接根據自身的偏好替他們做決策，而是常常鼓勵和引導他們自主決策。
優勢階層的父母一邊鼓勵孩子發展掌控自我的能力，一邊又有足夠的實力和眼界從旁為他們保駕護航。這些父母自身有上過大學的經歷，有的甚至在大學工作，他們自然洞悉如何在重大教育決策中趨利避害。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低階層的父母不插手，多半是因為沒有能力和見識去參與孩子的決策。他們絕大多數從未踏進大學的校門，對大學裡發生的一切幾乎一無所知。除了精神上的支持和經濟上的幫助，他們再無法就子女高中以後的重大決策給出具體的諮詢意見了，更不用說指導他們管理大學生活和確立生涯目標。實際上，他們的子女能夠超越他們成為全家第一個大學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他們的期望。至於上大學的目標，已經超越了他們的認知範圍。
如果說優勢階層的父母放手讓孩子選擇是一種策略，那麼從未上過大學的父母放手讓孩子選擇則是一種無奈。在大學這個遊戲規則愈發複雜的迷宮裡，優勢階層的父母基於對這一場域的洞悉，為孩子織就了一張「安全網」，幫助孩子認清形勢、定位自身、樹立目標，順利通關；而弱勢學生則沒有這張「安全網」，只得獨自在這個陌生的場域裡無助地摸索前進，父母能提供的建議越來越少，往哪走全靠自己或對或錯的直覺和過去的習慣。
從分文理科到選擇大學和專業……直到選擇職業路徑。「直覺依賴者」們在人生關鍵時刻的很多行動都堪稱「誤打誤撞」——跟著感覺走，走到哪算哪。換句話說，他們的決策並不是經過理性的分析、在某種中長期目標的驅動下做出的，也不是出於對自己興趣和優勢的匹配。閱歷和見識的局限使得他們難以看清形勢，因而即便他們的高考成績優勢到足以讓他們任選專業，他們在大學中採取的行動策略也難以將這種成績優勢轉化為未來職業地位的優勢。由於他們的「文化工具箱」中可供用來理解大學裡的事物、組織行動策略的知識和信息過於匱乏，他們作出的決定和採取的行動要麼隨意盲目，要麼缺少精打細算，以至於與「讀書改變命運」的想象南轅北轍。並且，由於他們的家庭整體缺乏這種關於大學應該怎麼上的知識和信息，他們只能獨自摸索，沒有後援。
與第一代大學生相比，優勢階層的學生更清楚大學裡的專業分類，也更有渠道去了解各個專業那些很少被官方言明的特徵，例如人才稀缺程度、行業專業化程度、境外市場需求、深造前景等。更重要的是，雖然他們中的很多人也並不十分了解特定專業的具體情況，但他們在選擇專業的思路中明顯帶著更多的目標意識，更傾向於將專業選擇與自身正在形成的生涯規劃結合起來。
對家境優越的大學生而言，大學是一個認知上較為熟悉、心理上有親近感，甚至社會交往上也有些許聯繫的環境，入學後的適應是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與他們原本的習性並無明顯的衝突。即或他們在大學中有不適應之處，他們也往往將這種不適歸咎於大學，而不是自身。況且，即或不甚滿意，他們還是能夠迅速利用自己的各種資源為自己贏得先機。
來自西部和農村地區的同學孤身一人來城市裡讀書，好奇、陌生、膽怯、自卑等這些詞彙都不足以概括習性錯置（habitus dislocation）帶來的衝擊——Recy等人稱之為「精英休克」（"the shock of the elite"）。習性與場域之間的不匹配對他們適應大學環境製造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障礙。首先是對周遭社會環境的差距感與疏離感，感覺自己彷彿「走錯了地方」。如布迪厄所言，習性如果突兀地進入一個與自身不配合的場域，會產生一種如同魚離了水的感覺。出身寒微的大學生往往發覺自己的外貌、穿著、口音、姿態、生活習慣等諸多原本習以為常的特徵與名校裡「默認」的風格迥然不同。他們既難以理解新環境對自己的角色期待，又想到自己是新環境中的異類。原有的自我認同和自尊心被動搖，個體陷入自卑感與羞恥感當中，故而無從談起理性的自我認識和生涯規劃。
即便中下階層的學生的確抱著向上流動的期待來到大學，他們事實上對「向上流動如何發生」知之甚少。特別是在樹立具體目標（如畢業出路）而非抽象目標（如改變命運）方面，低階層學生缺乏必要的態度傾向和知識，這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他們高效地組織大學生生活的難度。「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並努力向它邁進」，或者至少「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之前，先給自己鋪一條最寬的路」，這種意識，在目標掌控者看來再簡單不過，卻並非對所有新生都是常識。更重要的是，這種差異很大程度上並不是個體能力的差距造成的，而是關乎所屬階層和社群的思維習慣、視野和見識的區別，是一種結構性的社會事實。
不在意，卻盡量不錯過它所能帶來的好處（至少不能讓它成為一種阻礙），是多數目標掌控者對待學習成績的態度。他們清楚成績對他們的「用處」在哪裡，也知道什麼樣的課該去怎麼應付。這並不是說「目標掌控者」不會認真對待學業，而是說他們牢牢把握住了投入的意義，並且從這些意義出發，選定他們的學業投入策略。實際上，他們對學業投入的程度基本取決於他們在實現生涯目標方面對學業成績的需要程度。
尚未明確出路預期的「目標掌控者」對學業的態度通常是：把成績控制在某一區間，以保證未來不會因成績過低而失去機會；同時又盡可能在學業中節省投入成本，以便讓自己投入到更廣泛的目標探索中去。
他認為，盡可能地以最少的時間換來還不錯的成績，以盡快明確未來目標，才是在未來的學校—工作轉換中為自己積累優勢的上策。這種思路聽上去「投機」味道十足，但他並不認同這種評價。他認為，自己只是在合適的時機做了該做的事。因為已經決定未來在求職中不靠專業技能，所以他自然需要把努力的重點放在學業以外的其他方面。更重要的是，從他的視角來看，這非但不是一種功利心驅使下的投機，而是踏踏實實地為自己的目標做準備的負責任態度：「你得對自己負責。你決定了做某事的話，就是你如果有一個目標的話，你不能就什麼都不想，你一定要為了這個目標去努力，去幫自己做準備」。
「目標掌控者」根據自己的生涯目標來確定自己努力的方向，他們對待學業的態度和學習的目標也就自然而然清晰了，策略也隨之即來。即便是被調劑到自己沒興趣的專業，他們的發展也不會從此受限，因為他們會很快分析清楚這個專業能為他們所「用」的方面是什麼，由此努力堅定地邁向自己選定的方向。
「目標掌控者」掌握和運用了更多精準提高績點的文化技能（比如和助教保持聯繫、提問、上課回答問題、策略性地選課等等）。且不論在教育學上的倫理爭議，許多人同意這些策略客觀上的確是行之有效的。其次，因為東部城市顯著突出的教育質量，「目標掌控者」總體的學習能力和高中使用的學習策略都（至少在入校時）更接近大學的要求。
「專業知識給不了你對自我和這個社會的認識，這個是『內功心法』，而不應該落實到招式」。談起大學對他最大的意義，他直言並不是課業，尤其不是專業課，而是課外的人際交往、講座和各樣的社會實踐經歷。他這樣描述大學裡的社會性投入對他自我探尋的意義：「經歷豐富的人，他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你想，其實大多數學生，大學所有的東西都是別人給你安排的，你不去經歷，你就永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你去經歷去嘗試，會做錯很多事情，但只有這樣才能知道自己想要的。」
「我們都害怕選擇，是因為選擇往往要意味著放棄已有的東西。當你選擇自己要的東西時你可能就必須放棄一條安逸的路。其實你大多數的時候不想去選擇，因為你已經有一個很好的選擇——就是你不去改變，順著既有的軌道往前走。但是當你失敗的時候，你會發現那條（原先的）路堵死了，然後你才會發現什麼才是我最終要做的。那個時候其實人很難，當那條路已經堵死的時候，你必須選擇：你要麼重新啟航找一條路繼續走，要麼說你真的去尋找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後認清自己、為之努力。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想很多事情。」
積極參與課外活動是一種回報豐厚的投入，既是個體積累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的關鍵渠道，也是顯露階級差異之所。與第一代大學生相比，社會出身優勢的大學生自帶樂於進行社會性參與的文化傾向，也更能通過課外活動為自己積累有用的文化能力與社會資本。
「很多時候其實你硬實力過的時候，他們給你一個高端的地方面試，高端的人出現，你很惶恐。但對我來說，比你更高級的人我也見過，那我就不惶恐，並不是裝出來的，而是由內而外透出來的。
當你說話比較有意思的時候，就越來越多的人願意跟你聊天；當你轉化率特別高的時候，很容易話語權又到你這而來。別人的注意力慢慢往你身上走，多和人聊天是有增益效果的。」
即使中途經歷挫折與誘惑，心無旁騖、持之以恆地向自己真正的目標邁進，勇敢地對自己的選擇負責，是「目標掌控者」認同的道德價值觀，也常常是他們與「跟著感覺走，走到哪算哪」的「直覺依賴者」划立象徵邊界的標記。「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個目標靠近，哪怕讀了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專業，我也在不斷朝那個方向調整。但可能很多人，他既然已經學了這個，不知不覺自己就走上了另外一條路。這時候突然扭轉自己，他肯定會感覺痛苦。但是你要堅持那個目標，就是要承受這些痛苦。」
「直覺依賴者」的投入過程則是在幾乎不考慮生涯目標的情況下進行的。他們通常沒有太多對預期收益的謀劃，習性引導下的直覺和外部隨時出現的機遇主導了努力的方向和程度。他們傾向於獨立地看待學業，又對校園裡的人際交往和課外活動保持著天然的排斥。更重要的是，在付出努力之時，他們自己往往不清楚這些投入將會將他們帶來什麼樣的境遇。
獨立解決問題固然是一種可貴的品質，但有限的社會性投入和同質化的交往圈子，限制了他擴展「文化工具箱」的機會，也限制了他為職業道路早做準備的可能。
「我在台灣的時候就發現他們覺得這個（小確幸）很好，比如說在寢室樓下擺個花，就能感動一年，然後他們喜歡大半夜騎車到陽明山去吹風。我就想啊，可能台灣社會相對公平一點，社會問題也稍微少一點，在那個社會你去追求小確幸，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你在大陸，讀了這麼好的大學，你追求小確幸，發發朋友圈？如果滿足你的生活只滿足於這樣的話，我覺得你是沒良心的。上了南方大學，你吸取了多少人都夠不到的非常有限的資源，國家把資源都投在這個上，你享受著這個資源去過你的小確幸日子？我做不到。
（但也會顧慮學術界裡面的潛規則）沒有辦法，你還能怎麼辦，學莊子去釣魚？不現實，要做事情，最主要是你要做事情。前兩天我們那個系主任還講求學問如果只是為了知識的話，沒有意義。只追求獨善其身，不求道的話，那沒有價值。我覺得人文學科都會有這種野心企圖，沒有這個你做什麼學問？
這個道用張載那句話說吧，『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除了意義感的重塑，從「直覺依賴者」到「目標掌控者」的轉變過程往往還伴隨著文化工具箱中行動策略的充實化。如果說「直覺依賴者」升級自身文化工具箱的第一步是開始有意識地選擇「我要的是什麼」，那麼關鍵的另一步就是對「我該怎麼做」增加更多的概念。
現在的他，已經從身邊同學的啟發下意識到，優秀並非單維度的，一個優秀的人需要像那些「目標掌控者」一樣，首先為自己選擇一條發展的軌道。在積極投入大學課外活動與人際交往的過程中，他受到學長學姐和自身學生工作經歷的強烈影響，最終選擇進入體制，投身於公共服務中去。
「以前就覺得大學裡啊愉快一點，我自己輕鬆一點，然後多增長點見識。（笑）現在我覺得儘早地確定之後的方向最重要，這樣可以早點朝那個方向作準備。雖然知道這個是很難……你得去多接觸人、多經歷，然後看看會不會有一些東西覺得不錯。然後有時候也可能碰不著，那就繼續碰唄，再一個多思考也挺重要的吧，就是想想看到底要什麼。怎麼說呢？就是一個最初的方向比你一個勁地努力要更重要。」
如果說資本化過程奠定了各類玩家在遊戲中的基本傾向，那麼投入過程則更直接地為他們積累了可用於關底對決（畢業出路）的裝備與能力值，學生在大學裡的學業投入，課外社交活動的參與、與老師的互動、同學社交圈子的營建，既是融入大學生活的過程，也是能力形成、奠定簡歷優勢的過程，甚至還可能是重組文化工具箱、發生習性轉換的過程。某種程度上說，在大學這一局的遊戲規則裡，學業投入是「初賽」，社會性投入則是「預決賽」。課外的社會性投入尤其重要，正如學者們已經指出的——大學生活經歷在幫助學生們意識到他們「想要什麼」這一問題上功勞卓著。在這一過程中，結構性因素和個體能動性的重要性都不可忽視。在有限的遊戲時間內，帶著什麼樣的實踐模式來走完迷宮路線，將很大程度上決定大學生在遊戲出口處是從容還是倉惶。
對於使用「目標掌控模式」的玩家而言，大學對他們的意義主要在於提供了一個供他們自主探索自身興趣和積累履歷的平台，通過探索多個畢業出路所通向的事業，儘早使他們心中模糊的生涯目標具體化為某些職業領域，儘早明晰他們在這一領域將要面臨的遊戲規則，從而便於他們儘早地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為自主擇業積累優勢；而對於使用「直覺依賴模式」的玩家而言，大學的意義則更加重大——通過提供社會性投入的機會，幫助他們（至少是部分地）實現從「摸著石頭過河」的低效模式轉變成圍繞生涯目標來主動獲得出路的高效模式。成功實現轉變者可能像「目標掌握者」一樣，儘早對未來職業目標形成預期，熟悉遊戲規則、著意積累資本，最終走上與自己志趣投合的理想職業道路；而未實現轉變者的出路則可能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更容易取決於外部的制度機會和偶然因素，也更容易被推向沒有選擇的被動境地。
對追求個體趣味的大學生來說，消費實現了工作的全部意義。正如鮑曼所言：「尋求自我認同，獲得社會中的一席之地，過一種被視作有意義的生活，都需要每天在消費市場中實現。」消費市場不斷更新迭代的商品，使他們心中永遠存在下一個想體驗的興趣目標。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描繪了這種由市場製造出的源源不絕的自娛願望：「某種對烹飪、文化、科學、宗教、性慾等等的普遍好奇由此甦醒。……一種被擴散了的牽掛挑動起來的普遍好奇——這便是『娛樂道德』，其中充滿了自娛的絕對命令，即深入開發能使自我興奮、享受、滿意的一切可能性。」在對市場上各種各樣「有趣」事物的追求中，工作、財富、甚至閒暇的首要意義，就是能讓消費者在時間和空間上得到雙重「解放」，從而獲得更多的消費自由。
名校的大學生日常接觸最多的三個話語製造者——家庭、大學和市場——平行地生產出三種不同的意義闡釋邏輯，為名校大學生看待工作的目的和意義提供了競爭性的圖示資源。這或許彰顯了「90後」文化工具箱的某種時代特徵：一方面在溫和漸進的社會發展進程中完整地掌握前輩群體的傳統家國觀念，另一方面又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潮流中同時習得新潮的自我概念和個體意識。
在一個市場規則主導的大學生就業制度體系下，個人需要獨立面對多種選擇：求職，讀研，出國，創業，每一條路上又需要進行許多選擇，終究要憑借某種價值評估依據作為準繩，否則避免陷入糾結和混亂。「你總得找個東西來做你的價值支撐，不然你的行動就會無意義，前一個行動、後一個行動連不成一條線，你說服不了自己，那樣的人會過得很惶恐。」
那麼，在擇業過程中，大學生們究竟是如何運用自己文化工具箱裡的圖示資源的？根據被訪者的敘述，大學生擇業行動中的圖示運用大體上分為兩種情形：「方向導引」和「結果合理化」。「方向導引」是指大學生經過四年的學習生活經歷，在畢業之際已經形成對某些圖示的鮮明認同和內化，因而在擇業時自然知道該激活哪些圖示，此時學生的決策方向往往力圖保持與該圖示的指向相一致；「結果合理化」是指大學生在畢業之時工具箱中的各類圖示均保持在較低的內化水平，因而在擇業關頭未能主動調用任何圖示來驅動選擇，其出路結果通常是服從外部制度安排（如推免或徵兵）或偶然性因素的結果，此時學生可能調用與該結果相符的某圖示來合理化自己的擇業結果。
兩種情形中，意義感在出路獲得中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在前一種「方向導引」情形中，意義感如燈塔般驅動和指引了對出路的選擇；而在後一種「結果合理化」情形中，意義感則僅僅起到對已經形成的出路結果進行事後解釋的作用。另外一個值得關注的發現是，行動者對文化圖示的運用並非雜亂無章，而是有規律可循：不同成長背景出身的受訪者彷彿傾向於在擇業中調用不同的圖示，即各圖示在不同亞群體的「工具箱」裡的地位不同。
「自主驅動者」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很清楚什麼東西最重要，只不過他們在大學期間主動地、儘早地完成了自我探尋之旅。由於要探索自己的熱忱與理想，他們不會把自己禁錮在故紙堆裡，課外的社會性投入至關重要。某種程度上，與其說大學為「自主驅動者」提供了「教育」，不如說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自我成長的平台和所需要的資源。
經過一番不斷「試錯」的過程，直到清楚地認識到自身的優勢與短處，並在失敗面前叩問自己真實的興趣和終極目的，最終錨定一個職業目標——這條探索之路對所有人而言都並非易事，自主驅動者們會在心裡將「自己真正想做的」和「條件允許我做的」、「很多人都去做的」，以及「父母希望我做的」等等選項做一番比較，並且基於自己深刻內化的一套邏輯圓融的世界觀去作出本心所願的選擇。他們對自己的價值系統已經頗為確信，並且對意義感和價值感表達出相當高的需要，以至於他們真的會依據自己的一套價值體系對各種潛在的選項做出評判，最終指向一個確定的選擇。
無論在哪個主軸上徘徊，只要能找著自己在價值座標上的位置，就有利於儘早確定生涯方向，提前為畢業鋪平道路。遺憾的是，出於家庭資源和信息來源的局限，「迷失無從者」們的觀念來源自身就比較狹窄，加上父輩們的偏見、道聽塗說的看法、自己的猜測……他們的掌握的觀念通常不成體係，如同箱子裡橫七豎八的零碎工具，互不配塔、甚至互有抵牾，而且很可能並不適用於大學這個具體而又相對陌生的場域。結果是，到了畢業前夕，他們往往仍然想不清自己到底要走哪條路。畢業出路對他們而言談不上主觀意志的「選擇」，而更多地是一種情急之下的權宜之策。
價值觀驅動範式的解釋重點在於人的行動目的是如何確立的，而「工具箱」範式強調了人如何像使用工具那樣使用文化去達到預先確立的目的。在學校—工作轉換的具體語境，學生能在生涯選擇上享有多大程度的自由，取決於兩個要素：（1）內化的價值觀念是否驅動了自洽的、明晰的目標；（2）學生作為理性行動者使用文化工具達成目標的能力，這與階層有著系統性的聯繫。
布迪厄：「如果社會學的目的僅僅在於發現那些拉動它所觀察的個體的提線，如果社會學忘記了它在與人打交道，即使人們以木偶的方式玩他們不知道其規則的遊戲，總之，如果社會學認為自己的任務是向這些人再現其行為的意義，那麼社會學也許不值得花費一丁點努力。」
寒門學子突破文化障礙
轉變對自己處境的認知，意識到自己所經歷的困境並非自身的能力或性格缺陷所引起；並且要意識到，支持像自己一樣的學生度過適應困難，是大學本來應盡的責任。雖然寒門學子總不習慣於向輔導員、學院老師等關鍵人員求助，但錯過這個理所當然的幫助來源實為大憾。
強化信念：願意跨出舒適區挑戰習以為常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接受（至少是有反思性地拒絕）那些總是不假思索就拒絕的觀念和事物。
對新場域文化及「遊戲規則」的廣泛了解和學習。增加社會性投入和突破單一化的社交圈子非常重要。
注意銜接好舊有的社交關係和原本對自我的認識，從而緩解習性的裂化帶來的撕裂感。換句話說，就是要在向上攀登的蛻變之路上仍保持原先自我的延伸性，而非與過去的自己徹底決裂。唯有將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交織在一起，寒門學子才能實現文化身份上的主動整合，而不用落入文化自殺還是文化固守的兩難境地。面對「文化迷失」帶來的困境，寒門學子不妨嘗試用筆寫下或向他人敘述自己的成長故事。在寫作或講述過程中，特別注意挖掘自己在經歷多個成長階段後也從不曾改變的特質，或者從小到大一以貫之的願望或信念，以提升自身故事的連貫性。
欣賞自己的原生文化，並意識到和發揮好自己的文化身份和過渡經歷帶來的獨特優勢。
歸根結底，要從現象上消除文化障礙，絕非寒門學子個體的責任。高校教師和管理者需要認識到他們在消弭文化障礙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通過改善政策環境來支持學生應對文化障礙是一條可取的途徑。
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一位大四學妹噙著淚水的傾訴：「我從小的時候，我奶奶就一直跟我說，你以後要好好念書，要有出息。但是當我真的上了好大學了，對我這樣一個入學前連電腦都不會玩的人，我真的不知道這個『有出息』，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出息。」我驀然意識到，她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宣判，而是靜水流深的支持。